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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关中国行政问责问题的资料
发布日期:2019-10-04 20:11   来源:未知   阅读:

  根据《党政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提出问责建议,应当同时向问责决定机关提供有关事实材料和情况说明,以及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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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发现。,两份规定并非首次针对交通不文明”现象亮剑,早在2017年1月,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公安部、民航局、铁路总公司等5部门就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交通出行领域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建议对交通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使交通领域不文明行为与其他领域的信用情况“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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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首开“政府雇员”先河,以十万年薪聘请的2名“政府雇员”在争议声中上任。对于招聘雇员,吉林省政府的官员特意说明,实施这一制度就是“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工作对某些人才的特殊需要。”因为,“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录用方式和现有的公务员待遇使政府在吸引特殊人才方面确实处于弱势。雇员制是开始重视专业人才的政府寻找到的对公务员制度的一种补充。”

  几乎与吉林省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全国各地又有政府机构启动或变相启动“政府雇员制”。一场高层次人才的竞争,正以这一新形式在全国展开。

  实行“政府雇员制”,其意义绝不仅限于“适应政府工作对某些人才的特殊需要”,更重要的是对于消除现实的体制弊端、改善公务员队伍结构以及医治官员心态和行为习惯上的痼疾,可能产生积极而深刻的作用。因为政府雇员和公务员不同,他们从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起,始终会牢记自己是被“雇”来的,一旦不敬业、不尽职,随时可能被解雇。 其在人才争夺上的“鲶鱼效应”将是空前的!

  在一片喝彩声中,质疑也接踵而至。由领导来画圈和打钩决定雇用人选,是否能保证雇用的公正、准确?另外,如何公正地续雇或解雇政府雇员?它涉及如何评价政府雇员的业绩。而像法律、金融、信息等方面的人才,是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考核的。

  这种雇员的功能仅仅是一种“顾问”,只是将他们的办公桌搬进政府大院而已,花这么多钱是否值?并且这些专业人士以前不从政府领取薪水,这有利于他们行使自己的职能。现在从政府领取高额薪水,是否会产生一种“保位子”的思想?是否还会保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是否会为了投政府所好而改变了自己的专业立场?

  人们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还是这笔雇用的佣金,政府用什么来保证纳税人的钱没乱花?

  正如徐州当地一位政治分析人士所说,这种“公推公选”的形式及其具体操作过程,无疑还有需待完善之处,但它的正面意义不容抹杀,这是中国官员选拔制度从“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转变,是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变法、一个新模式,也是建设地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步骤。

  中国第一个由“公推公选”产生的县长候选人推荐人选孟铁林12月16日在江苏徐州沛县正式当选为副县长、代县长。从10月中旬开始,经江苏省委同意,徐州市决定,在其所辖拥有118万人口的沛县用“ 公推公选”的办法产生县长人选,这是中国首次以“公推公选”方式推选出县一级地方政府正职领导候选人。

  12月17日江苏省金坛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全票通过,任命吴晓东为金坛市副市长、代市长。这是江苏实施公推公选县(市)长所产生的第一位市长。

  对选任制干部尤其是县(市)政府一把手进行公推公选,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第一次,不仅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尝试、新突破,更是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堵住了跑官者的路,封住了卖官者的门,破灭了熬官者的梦。”今年11月,江苏省徐州市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用了这三句话来形容正在徐州进行的“公推公选沛县县长推荐人”这项创新性工作。

  首次“公推公选”仅限于党内推荐的阶段,产生的候选人仍然只是一个,并没有给沛县的人大代表在其后的选举中留下太多空间。不过,即便如此,加强党内推荐过程中民主参与程度的意义仍然不容忽视。

  《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从8月15日起施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包括市政府领导)今后将被追究行政责任。

  根据《办法》,应追究行政问责对象行政责任的情形主要有: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等等。

  压力大了,动力足了,这是 “问责制” 实行后长沙市干部们的普遍感受。市领导认为,长沙市在全国首推“行政问责制”,强有力地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增强责任意识,扎扎实实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如何矫正官员扭曲的“为官之道”,如何重构官员健康的“权力观”?行政问责制背后隐藏着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为政者的“消极政绩观”:在当下的权力行使现实中,塑造官员“不滥用权力”的“消极政绩观”将比塑造官员“竭尽所能为公众谋福利”的“积极政绩观”更务实、更有价值、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构。

  “引咎辞职”是指负有某一特定责任或义务的官员,因为自己的工作出现失误导致损失,为向社会负责,同时也表明对自身错误的认识和惩罚,该官员宣布辞职的制度。引咎辞职制度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有“咎”必辞,二是有辞必准。领导干部存在严重过失或不当行为,虽没有触犯刑律,也必须自行引咎辞职;对应当辞职却未提出的领导干部,将直接免职。

  11月20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宣布《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存在严重过失或不当行为,虽没有触犯刑律,也必须自行提出引咎辞职;对应当辞职却未提出的领导干部,将直接免职。这个《办法》的出台,明确规定一个领导干部在职责范围内如果出现了事故问题,而自己又负有领导责任,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组织到个人都要受到一定的惩处。

  干部“能上能下”已提了多年,而在实际操作中,“能下”是长期困扰干部制度改革的难题。一些地方大多从“能上”的角度去进行优化选人的“修修补补”,很少从“能下”的角度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一些干部只要不违法乱纪被撤职开除,只要不是年龄到点生老病死,职级将终身保留,职位也很难挪动。长期以往,干部“能下”陷入僵局。僵局状况引发一个不争的事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等待提拔的队列越来越长,可以升迁的职位越来越少,通过正常渠道晋升的机遇越来越小。于是,随着时间推移,跑官要官者有之,买官卖官者有之,骗官杀官者也出现了。

  选举法和代表法均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受选民的监督。选民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人大代表履行自己的职务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而罢免是法律赋予选民的、对代表履职能力进行监督的有力手段。专家认为,深圳“罢免事件”,以及各地人大进行的代表民主评议等活动,从实践法律的角度凸现人民监督人大代表工作的作用,这也为人民代表如何接受人民监督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5月25日,深圳南山区麻岭社区居委会选区黄珂、李峥等33名选民,将一份《关于坚决要求罢免陈慧斌南山区人大代表资格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南山区人大常委会的函》送到了南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要求罢免新当选的人大代表陈慧斌。这是全国首例选民要求罢免人大代表事件。随后,湖南株洲市石峰区102选区61名选民也联名要求罢免该选区新当选的石峰区人大代表。对此,专家认为“来自选民的压力将促使人大代表更认真地履行代表职责”。

  “罢免事件”对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特殊意义。“随着选民民主意识增强,要求代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履职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相对来说,人民代表‘代表人民、服务人民’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这有利于整体上推动政治民主进程。”

  “官商”具有“官员”和“商人”双重身份,既是国家公务员,又是企业的经营者。“官商”意味着“权力经济”,直接破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正和公平。

  今年,四川省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实施“官商”分离,共清理出423名“官商”,废除了25个允许国家公务员经商、办企业的文件,全省取消市、县领导干部专职秘书近2000名。

  四川省全面清理“官商”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也让人们对“官商”现象的重新思考。“官”“商”分离,对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深化民主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从法律的高度来约束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一个必然趋势。

  “为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允许公务员经商的政策,无论于法律还是道义都是不合理的。所谓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其实更多的是对广大民营经济造成了伤害和不公平竞争,因为能够拉到政府公务员一起经商的民营企业毕竟是极少数。同时,公务员经商,会在某种程度上将政府资源和权力运用于个人的经商活动中,这一方面会使属于全体纳税人的政府资源流失,滥用纳税人赋予的权力;另一方面会加重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损害政府和公务员形象,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所以,在职务存续期间,公务员任何参与经商的行为都应该受到严格禁止。

  “官商分离”是为了分离“公权”与“私利”,防止“官商合体”腐蚀政府公权危及市场秩序。可是,从本质上看,此举只是从形式上分离了“职务权力”与“商人”,并没有从制度安排上解决好职务权力符号引起的问题。

  在禁令严管之下,公务员做不成生意了,那么,他的老婆能不能呢?能不能狐假虎威呢?当然能,现实中并不缺乏这样的“夫妻档”,丈夫从政,老婆从商,老婆从丈夫的职务权力符号中分享到足够的权力资源,做起生意来左右逢源。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为权力符号的延伸提供了足够多的“腐败依附物”。

  指立法机关在法律或者法规通过后,以公开举行会议的形式,听取公众对法律或者法规的执行情况、行政机关的执法效果以及对法律或者法规进行修改完善的意见,进而为立法决策提供依据的制度。

  首次会议程序为:听证会开始后,首先是与会市民陈述,亮出自己的观点;接着是辩论,观点交锋;最后是主持人小结。监督听证会结束后,将形成听证报告,上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场开创全国先河的、广州市首次监督听证会——《广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监督听证会于12月10日开锣。不同于以往的人大执法检查,此次监督听证会第一次让市民站到执法监督前台,与政府职能部门面对面,公开评说该部门的执法状况,还可以和职能部门展开辩论。

  监督听证会将对人大履行监督职能带来3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可使人大的监督更加公开化。二是可使人大的监督更加社会化。三是可使人大监督的有效性更加突出,将大大强化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力度。

  公众本身作为个体也可通过向人大常委会的投诉来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但是这种个体行为未必能够启动监督程序。而监督听证会本身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听证完成后也将形成听证报告提交常委会审议,常委会还可能针对听证过程发现的问题作出相关决议,向政府发出监督意见书,这将产生直接监督的法律效果。实行市民监督听证会制度关键要改变“听而不证,证而不改”。

  GDP是反映经济走势最重要的指标,但它没有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所造成的损失。为了校正这一缺陷,世界银行在1997年推出了“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用以衡量各国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环境)损失之后的真实国民财富。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

  据悉,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12月9日,中共湖州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完善县区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取消沿用多年的GDP指标,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群众生活水平、质量等方面的实际成绩。

  与此同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天透露,“绿色GDP核算体系正在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联合攻关之中。出台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将与现行的干部考核体系挂钩。”

  这些讯息反映出对干部政绩考核越来越注重“全面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够,以往被忽视的许多指标,如社会、人文、基础教育、公共设施、能耗、环境生态等将被补充进考核标准。

  不单纯用GDP考核干部,总也还得用别的指标。只要有数字,都可能会被作假。我们认为,考核什么固然重要,但怎样考核更关键。地方官员廉洁不廉洁、能干不能干,当地老百姓看得最清楚,要制止各级领导在数字上造假,除了加强上级对下级,审计、纪检、监察对相关部门的考察外,更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评价官员、主要指标有升有降,平特尾数期期准!人大代表监督官员的作用。

  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孟家村一位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三年前因为“太有钱了”没有竞争过村里的一位“道德权威”。三年后,村民们的选票却让这位德才兼备的“经济能人”胜出。专家认为,选择富人为自己“执政”,说明农民们的新道德观正在形成: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一些拥有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资产的个体私营业主,在“海选”中走进村委会。他们热心靠近党组织,依照党的工作重心制定治村方略。同时,不惜把大量个人资金无偿投入到“村政”建设中,以此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们带富村民的同时,农村世代沿袭的单纯道德权威遭遇挑战,以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为特征的“新道德观”正在形成。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农村发生的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富”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目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建立。新闻发言人通过将政府部门的重大决策或主要工作部署,重要或突发事件以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及时向新闻界通报披露,有助于堵塞以讹传讹甚至添枝加叶的“小道消息”,为公众开通宽敞的信息来源渠道。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或政府机关通过新闻发言人向传媒、向公众介绍政府的政策,通报某个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政府或政府机关所持的立场、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回答传媒提问的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早已是“国际惯例”,1983年中国开始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二十年来,中国政府部门发言人主要通过为各国媒体提供权威信息,向世人展现中国的良好形象,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

  今年的非典风波,首次让我们觉得新闻发言人制度深切地影响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上海市政府6月3日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首批两位新闻发言人在100多名境内外记者面前亮相,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也是新闻发言人制度首次在国内省市级地方政府正式“落地”。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杜家毫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目的在于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为中外记者提供规范的新闻服务。同时,这也是上海市政府更充分地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的一项具体举措。

  据悉,现在已有广东、云南、安徽、重庆、福建、山东、河南、吉林和南京、西安等省市已经或准备建立发言人制度。

  虽然新闻发言人制度优点多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这种制度的纷纷建立,会不会成为一种‘挡箭牌’,被个别地方的个别部门利用以封锁消息。一方面,它可能会防止记者把新闻事实‘挖’出来,也有可能会在记者把真相‘挖’出来以后,以新闻发布的强有力的方式把其影响消除掉。因此,必须有一套好的信息公开制度辅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否则,它有可能仅仅成为一种门面。”